曾国藩是怎么看待自己

sinn123

罗林
前面那么多回答都是评价曾国藩。我想换一个角度，从曾国藩自我评价的角度，看看曾国藩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曾国藩曾经多次谈论过自己。赵烈文是江苏常州人，曾经三次加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的首席机要幕僚。这个人博学多才，对史学、易学、佛学、中医、洋务、宗教都多有涉猎。曾国藩对他是非常信任的，在九弟曾国荃攻打天京时，专门派赵去曾国荃那做秘书，协调攻城前后的工作。在陪伴曾国藩处理日常事物的过中，赵烈文其实扮演了政策参谋师和心理咨询师的双重角色。曾国藩和他无话不谈，一面是讨论时局的看法，一方面也是抒发自己的情绪，多次回顾过自己的人生。而这些都被赵烈文详细记载在日记中。

一、回顾一生

对赵烈文，曾国藩提到过自己的科举生涯。他自称没受过寒士衣食无着的痛苦，本来只是想做个教书先生。没想到自己的科举 考试非常顺利，读完岳麓书院

很快就考中举人，不到了五年又通过进士考试，被选为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过曾国藩老家还是很贫困的，完全依靠祖父的辛苦操持。他一直记得祖父对父亲说过，曾国藩为官辛苦，我们家照旧过日子，不要麻烦和求助他。这让曾国藩很感动，也很愧疚。他一身奉受清贫，正是对祖父的承诺。而自己不能过多扶持家族，也让曾国藩感到遗憾，而九弟曾国荃能更多支援家里，一起做掉曾国藩分内事情。曾国藩本人是很感谢的，虽然也觉得对不住，“渠得贪名而我偿素愿”。对家族的责任感，夹杂着对家族的愧疚感，似乎也成了曾国藩用功勤奋的动力。（“师自言未受寒士之苦，甫欲求馆而得乡解，会试联捷，入馆选。然家素贫，皆祖考操持。有薄田顷余，不足于用。常忆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假归，闻祖考语先考曰：‘某人为官，我家中宜照旧过日，勿问伊取助也。吾闻训感动，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而家中亦能慎守勿失，自昆弟妻子皆未有一事相干，真人生难得之福。亲族贫窘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顾身膺膴仕，心中不免缺陷。复得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我偿素愿，皆意想所不到。家中虽无他好处，一年常无病人，衣食充足，子弟略知读书，粗足自慰。”—— 同治六年九月十日）

在翰林院做京官的时候，曾国藩原只想做一名学问家。他对赵烈文说，自己在京城做官的时候，经常和京城名士交往，比如古文家梅曾亮
、书法家何绍基。当时他经常观摩他们作品，想着自己如果多练习、勤努力，也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没想到到头来学问没有做成，官却越做越大，每天忙于公文，读书做学问的志向只能埋在心里，可比试的好胜心一番仍然常在。（“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对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悲不足相伯仲。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比咸丰以后，奉命讨贼，驱驰戎马，益不暇，今日复番视梅伯言

之文，反觉有过人处。往者之见，客气多耳，然使我有暇读书，以视数子，或不多让。”—— 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而曾国藩的练湘军，也有一时激愤的因素。当时奉旨办理团练，以军法处罚几个违纪绿营兵，结果绿营兵全军鼓噪，进入官署酿成群体事件，让曾的处罚无果而终。曾国藩为此羞耻发愤，一心要招募更多的兵，练成更强的军队。曾国藩回顾当年，觉得也只是因为好胜，没想到获得今日的成就，可为一笑。（“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为一笑。” ——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可以看出，早年曾国藩的好胜心还是较强的，他在北京做翰林的时候，有学问上的好胜心，在湖南练湘军的时候，有名声上的好胜心。这种好胜心，既让他勇于做事，又让他不讨官喜。正因为如此，在官场人际交往中，曾国藩一度陷入了死胡同，被上下左右牵制为难，令有心做事的他狼狈不堪。

在曾国藩办湘军一开始，他就深受舆论上的压力的。他用了“群疑众谤”一词，来说明舆论非议之广泛。因为逼左宗棠女婿捐饷，左宗棠和曾国藩闹翻。湖南巡抚骆秉章支持左、冷淡曾。骆秉章登船拜见客人的时候，对于邻船的曾国藩是视而不见。曾国藩在靖港打了败仗，湖南藩司、臬司立刻弹劾。曾国藩的部下出入城门，就像丧家犬一样落魄。后来出省去江西作战，依旧被大家责难诟病。曾国藩称自己在南昌，就像被万箭所射。即使朝廷也随意摆弄自己，一会要求进军四川，一会要求援助福建，完全没有自己做主的地方。只有咸丰九年，和湖北军队协同作战，湖北巡抚胡林翼事事关心，协同一家，才让曾国藩有了真正发挥的余地。（“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
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藩司陶庆培、臬司徐有壬以吾有靖港之挫，遽详骆抚请奏参。黄昌歧及吾部下出入城门，恒被谯呵，甚有挞逐者。四年以后，在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在鄱湖时，足下目睹。迨后退守省垣，尤为丛镝所射。八年起复后，倏而如川，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到九年与鄂合军，胡咏芝

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因此曾国藩内心一直是感激胡林翼的，是胡林翼让曾摆脱被官场摆布的压力，能够集中精力做称自己真正的志向。

在此类困境下最终功成名就，曾国藩自己也是感慨不已。对于自己的事功，曾一方面归于自己的韧性，他谈到李鸿章因为剿捻不利被处罚，担忧李鸿章会为此忍不住气，也提到了自己的耐性，曾接连七次被参，总能不变不动的心态处之（“余自乙丑年起，凡七次被参，总以不变不动处之，少荃未必有此耐性耳。”——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把成败看成运气。他认为天下大事运气占六成，人事占四成。至于富贵利达

，更是运气做主了（“余始意岂及此，成败皆运气也。 然天下大事，运气主其六，人事主其四，至富贵利达，则运气做主尤多”——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这种命运的感慨背后，即使对自己人生无常的体会，也是对众友人命运的感慨。要知道江忠源和胡林翼，这些人既是曾国藩的朋友，也是才华横溢的将才，如果不是早死，成就未必亚于曾。最后，坚持和幸存下来的只有曾，这不能不感到冥冥之命运。

说起自己的军事心得，曾国藩强调胜败在于气，不在于形。他说自己出兵也多次吃败仗，但是自己在未交战之前，总会留一个退步，避免大营覆灭、全军覆没。作为军事统帅，他觉得应该设谋定策，进攻就一定要攻取，不然就不如不进攻；坚守就一定要牢固，不然就不如不守。这就是他谋定而后战的思想，也是他扎硬寨，打呆仗的战斗作风。打仗需要士气人心，兵败了更需重振士气，收拾人心以图再战。（“师论兵事：言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受；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岁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 ——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这种战斗韧性，是作战胜利的前提，也是儒生的长处。曾国藩也正是依靠这种韧性，成就了自己的军事生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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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疏导

不过剿灭太平军、封功得爵后，随着官位、名气的日益提高，曾国藩内心却越来越焦虑，无时不在为公务烦恼。比如在同治六年农历五月十五的日记中 ，他关注 “枯旱太久，二麦歉收，早稻失望”，竭诚步祷已二十多天；关注捻匪离开湖北后的动向，联想到旱灾致运河水干旱，担心会渡河东窜，为围捕前功尽弃，为之忧惧实深；关注家乡的消息，接家乡来信，得知湘乡有哥老会滋事， “为之悬悬”。一天就有那么多烦心事，几乎没有一件事让他省心。随后几天在曾的日记中，经常见到“疲乏殊甚”、“不能治事”、“焦灼之至”、“久不成寐”一类词语。

过度的公务压力，对国家局势的担忧，以及有心无力的愤懑，让曾国藩似乎有了神经衰弱的症状。神经衰弱现在更多归为焦虑症或抑郁症。他甚至经常出现死亡的念头。和赵烈文谈话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多次谈到死，比如“不怕死，反虑事坏愿夙死（同治六年五月十七日）”，“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为愈耳。（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日）”，“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吾以速死为愈，君言虽切，无以易吾志矣（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在曾国藩内心烦扰的时候，赵烈文更多扮演心理疏导者的角色。农历六月初六，曾国藩见赵烈文时，因夜不寐、神气不宁，让其诊脉处方，赵烈文判断“各症皆心阳劳扰之故”。为了帮曾国藩缓解焦虑情绪，精通佛典的赵烈文推荐曾阅读佛经。他介绍佛教的含义，“大略仍是诲人为善，而不许丝毫着相，推究穷极至一真本原之处至矣，而此一真本原之见，尚须遣去。故凡立一义谛，开一法门，皆随赞随诃，随表随遮。……一切至大之境，不过生死，生死既不怕，则成败毁誉皆从此身上推阐而有，尚何婴心。（同治六年五月十七日）”

赵烈文的观点是，佛教是找到自我的本原，即个人的烦恼之源。把这个本原破除消散了，也就根本上摆脱了烦恼，能顺应外界不被环境所迫。这种不计成败毁誉的佛教境界，吸引了焦虑不安的曾国藩，让他产生了读佛经的意愿，赵烈文也由此进献佛经读本，并讲解佛教各派的观点要义，“帅欲读《内典》，因以《圆觉略》疏进，并为翻译名义，缮一册以便查。师询宗教之分，余言大略如儒之汉宋二学，教似道问学，而非两京之专明诂训。宗则确系尊德性一门，故宋儒门面辟佛，而说心说性，终难出其范围。盖本来是一非二，不容有分别心也。（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不过，连日的忙碌和焦虑，曾国藩也读不进佛经。他在六月初八的日记中写道，自己读邸钞，“因贼窜青州，沅弟奉旨摘去顶戴，交部议处，少荃亦有戴罪图功之责。大局日坏，军势难振，不胜焦灼……疲乏异常，行坐不安，在室中大橙偃卧良久”曾国藩对赵烈文说，“少帅及沅浦胸次未能含养，万一焦愤，致别有意外，则国家更不可问。大局如此，断难有瘳，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为愈耳。”，赵烈文见其“言次神气凄怆”，一时找不到安慰的话语。

赵烈文只能嘱咐曾国藩，“安心养摄数日，勿以境累心。”他提到之前进献佛经，“前进释典，非欲援儒入墨，实以此来见师体貌大减，欲师以之为护心之械，心法一空，诸境尽灭，诸大圣贤处地狱如游园观，则此等横逆，尚足一笑耶。 ”不过曾国藩说：“ 前日翻阅一过，总缘向未见过，不知其径，难于得味， 有公牍堆积，实亦无暇潜心冥索，故即奉还。处余此境，殆不可如何矣。”可以说，佛经的追求虚静的境界，和曾国藩的致力事功的心态，本身就有较大的矛盾。这让曾国藩无法直接接受其方法。

不过等到有机会，赵烈文还是向曾国藩介绍佛理，特别是靠不动心来制自己的心力。

同治六年七月十四日，他和曾国藩讨论佛理：

“师言：佛理大约须遇境界不动。

余言：然。境界莫大于生死，莫烦于日用。于日用细处作得主，积小成大，渐渐心力能制自己，一旦善恶境现，如镜照象，有委顺而无系恋，斯大成之效也。

师曰：吾尚不信轮回之说。

余曰：师恒言读书人愚慧判然，殆有宿因，然则非轮回而何？

师嘿，少顷曰：是殆有之，吾未之究耳。

会风起振露台臬兀，余曰：人生天地如一叶，生死之在俄顷，若不于己躬下事用心捡点，徒在妄想中毫分镂晰，幻益生幻，安有穷期，可为喟然。

师颌首不语。”

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五，他劝曾国藩静坐养心：

复久谭，余劝涤师静摄，勿亲细务，为国家万民保育此躬。

师诺之，又问静摄之理。

余请每日课一时或半时静坐数息，师曰：“心不能定，奈何？”

余曰：“人心皆为境系，试择密室，匡床斐几，焚香一炉，戒客将于其时勿通事，案牍之类不以入，然后入室解带端坐，穆然粹然，无外物之交，则心气自定。行习既久，虽群嚣之处，皆可使意虑澄凝，不独养身，并以入道、观三教进修之法，皆以一静字入手，岂浅裨哉？”

师深领其说。

这些讨论和建议，大多得到了曾国藩的首肯，也多少缓解了其内心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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