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阅读：我的“一人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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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辞旧迎新，读书人、出版人、媒体人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回顾一年来的阅读收获。大家都谈自己读了什么好书（当然也有评选“十大烂书”的），今年我想换一种方式，谈谈自己有幸拜读的几篇论文。一年到头大概总要读个百来篇（没有仔细统计过，感觉差不多有这个数目，甚或超过也未可知），挑几篇印象深刻的说一说，公诸同好，不亦乐乎。

黄东兰的内藤湖南研究

首先想起的是，2023年年中读到的黄东兰的《内藤湖南中国研究的“内在理解”》（内藤湖南の中国研究における「内在的理解」について）。该文收入陶德民编著（按中国惯例，其实应写作“编”）的《内藤湖南研究的最前线》。（内藤湖南研究の最前線；关西大学出版部2023年）2021年11月6日、7日，“内藤湖南与石滨纯太郎——近代东洋学的射程”学术研讨会在关西大学举行。该书主要收录了11月7日所发表的论文。其主体分为三部，涉及内藤湖南的政治观、学术与艺术、儒佛神道观。内容甚为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藤研究的现状。不过，这里只拟对黄氏的大作稍作介绍。

《“内在理解”》从1980年代柯保安（Paul A. Cohen）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谈起。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旨在以中国的尺度，而不是西方的尺度，来度量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这个主张在美国、中国、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的情况自不用说；在日本，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由佐藤慎一译为日文，题为“知の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由平凡社于1988年出版）。作者指出，早于柯氏二十多年，日本的东洋史学者增渊龙夫就在内藤湖南的中国研究中发现了与柯氏旨趣相同的“内在理解”的方法。增渊在1962、1963年发表的同名论文《日本近代史学史上的中国与日本》（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里比较了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的中国研究。在增渊看来，津田是以西方文化（或世界文化）为基准观察中国，因中国“已被世界文化遗弃”，故蔑视中国文化，批判中国思想；津田的这种视角是在中国之外设定基准，缺乏“内面的理解”。对于内藤，增渊在政治立场上予以批判，在方法论上则予以肯定，认为内藤“从中国历史的内部切入，把握住了潜移默运的历史长流的走向”。到了晚年，增渊仍然钦佩内藤的“内在理解的方法”，许为卓见。1980年代以后，增渊对内藤的这个认识几乎成为学界的通论。

不过，作者认为增渊关于内藤、津田的论断存在微妙的差别，并着重指出，内藤从漫长的中国历史出发考量辛亥革命后的现状，增渊却没有谈及内藤究竟采用了何种标准。为此，该文通过审视三篇文献——《清朝改革难题》（1901年）、《中国论》（1914年）和《新 中国论》（1924年），试图究明内藤的同时代中国史叙述的特色。

作者认为，这三篇文献有一个共同的视角，亦即，在分析传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观察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内藤通过黄宗羲、顾炎武、冯桂芬、梁启超等改革论者的著作接触到“中国人在中国所经历的问题”，从历史的肌理中敏锐地指出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种种弊病，譬如官僚腐败、胥吏专横、官民悬隔、乡党“自治”的发达、国家观念的欠缺等，而这些顽疾是“近世”中国君主独裁政治的结果。据此，内藤主张，无论是行政制度、社会统合的程度，还是国民的资质，中国都难以达到“文明国”的水准，因此中国的变革必须借助外国势力。当时可以作为基准的是西洋，尤其是内藤亲身经历过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且，对于因清朝崩溃而造成的中国“领土问题”，内藤一面思量着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一面基于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观（“一民族一国家”），否定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就此而言，内藤的中国认识，跟增渊批判的津田的中国认识一样，都是以西洋“文明国”以及在明治维新后加入“文明国”行列的日本为尺度的“外在理解”。

作者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冯桂芬、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时，和内藤一样都是基于“外在的标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认为，在制度和器物两个层面中国已然落后于西方。梁启超在1912年发表的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1913年为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中，认为在“适者生存”的世界，中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并需要在财政、产业、交通、司法、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

作者进而指出，柯保安也好，增渊龙夫也好，他们提倡的“内在理解”，都是为了批判美国、日本的中国学界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但这种方法论的批判并没有超出学术的畛域。与之相对，冯桂芬、梁启超等改革派是在存亡危急的关头拯救中国，他们在无意中基于西方、日本的“外在标准”致力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也就是说，他们是历史的当事人，是历史的实践者。同样的，从记者时代开始就对中国问题深有兴味的内藤也是历史的当事人和实践者。内藤和梁启超等中国改革派的差异并不是视角的“内”或“外”，而在于从帝制政治到共和政治，在推进近代化改革的同时是否应该维持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的结构，以及谁来承担改革的重任。梁启超等人认为，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追随西洋、日本曾经走过的“富强”之路，这个目标非由中国人自身来达成不可。内藤则心怀鬼胎，希冀在中国扩大日本的权益，否定中国改革派的目标，主张中国不应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以“变形的联邦制”国家来维持统一；而且由于中国尚不具备“文明国”的条件，改革必须仰赖外部的力量，尤其是日本人的势力。由此可见，虽然两者都是基于“外部视角”，但在政治主张上却是截然对立的。

通过文献分析和思辨，对学界长期流行的通论提出了异议，是这篇论文的贡献所在。犹如老吏断狱，文章精警有力，引人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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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忙的都市中，高楼大厦林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也在无形中被拉长。然而，在我的生活中，却有一位特别的邻居，她是我眼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我们之间的故事，平淡而温馨，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我的邻居姐姐名叫小慧，比我大几岁，是一位典型的都市白领。她身材高挑，长发披肩，笑起来眼睛弯成了月牙儿，给人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感觉。小慧姐姐性格开朗，待人热情，无论是谁有困难，她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

我们相识于一个晴朗的周末。那天，我在楼下玩耍时不小心摔倒了，膝盖擦破了皮，疼得直掉眼泪。就在这时，小慧姐姐出现了。她蹲下身子，轻轻为我擦拭伤口，还从家里拿来创可贴给我贴上。她的动作轻柔而熟练，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在她的安慰下，我渐渐地停止了哭泣，心里充满了感激。

自那以后，我和小慧姐姐成了好朋友。我们常常在楼下的小花园里聊天、散步，分享彼此的生活琐事和心情。小慧姐姐总是耐心地倾听我的诉说，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她的智慧和经验让我受益匪浅。

除了日常的交流，小慧姐姐还常常帮助我解决学习上的困难。有一次，我遇到了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怎么也解不出来。小慧姐姐见状，主动提出要帮我一起解决。她耐心地给我讲解题目中的难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豁然开朗。在她的帮助下，我不仅解决了问题，还学会了举一反三，从此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与小慧姐姐的相处中，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关爱。她不仅是我的邻居，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她的存在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份难得的友谊。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慧姐姐因为工作的原因搬离了这个小区。虽然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见面，但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淡化。每当节假日，我们都会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互相问候，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

小慧姐姐的故事，就像一首温馨的歌曲，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邻里情深，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美好和温暖。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我们的友谊都会像那首歌一样，永远传唱下去。

如今，每当我站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我都会想起与小慧姐姐相处的那些美好时光。那些日子虽然已经过去，但它们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我会珍惜这份回忆，也会珍惜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美好的人和事。

在这个喧嚣的都市里，我感谢命运让我遇到了小慧姐姐。她的故事让我明白，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充满了爱与温暖。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美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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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