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明清文人的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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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经常亲力亲为地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们勤劳朴拙的外观形象和行事做派更容易拉近与平民阶层的距离。与此同时，禅宗强调“心”的直觉感悟，也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宋明新儒学的思维取向与文人趣味。继宋代理学论著频频采用通俗易懂的语录体书写之后，明代文坛又衍生出大量感悟人生的性灵小品，文人墨客圈子里到处洋溢着禅意盎然的举止风尚。

这些性灵小品表面上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教导人们如何正确调理心情，恰当从事人际交往。倘若仔细辨析，这些文字几乎到处充斥着禅宗“无念”与“不执”的思想痕迹。如谈到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把握好出世入世的分寸感。首先要培养闲情逸致的超越情怀，打好置身红尘的品性根底。防止入世太深，陷入尘缘因果的循环，难以解脱。这番感悟也可倒过来理解，一个人若想变得高雅，就得先入俗境，熟悉个中滋味，否则无法真切体会空寂孤独的苦趣。

佛家有言：“终日吃饭，不曾咬破一粒米；终日着衣，不曾挂着一条丝。”做事既能担当社会责任，又懂超脱尘缘束缚。仕途顺遂显赫一时，要时时遥想归隐林下的闲适，利欲之心自然淡化。不担当，就无法完成儒家伦理规定的事业；不超脱，就缺乏超越凡间的洒脱和胸襟。宣扬的无非是“出世”的道理，就隐藏在“涉世”机缘之中。功德尽在心里，不必彻底杜绝与世人交往，故做绝欲灰心的逃离姿态，应讲究的是“性天澄彻，即饥餐渴饮，无非康济身心；心地沉迷，纵演偈谈禅，总是拨弄精魄”。（《菜根谭·概论》）这其实与禅宗悟道的方式并无二致。那些口口声声讨厌喧嚣闹市之人，故意吵嚷着避开人群，寻求静寂之所。岂不知刻意追求世外净土，便是着了“我相”，动了根性，脱离不了对“自我”的执着，不可能达到“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山林荒野虽是世外胜地，只是一旦刻意经营成一种恋恋不舍的“执念”，未免形如市场营销的技艺。

禅宗的人生哲学还可用于为官之道，比如有些人坚持为官一方，就当廉洁清正。这话看上去没什么毛病，但君子虽重节操，却也要灵活处世，有含垢纳污的雅量，包容一切善恶贤愚。没必要对周围世界的不完美过度敏感，苛求道德人格的纯粹和高尚。正像土壤存有污秽才能滋生多样生物，水若清澈到极致鱼类就无法生存，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些感悟明显有老庄思想的影子，让人想起“难得糊涂”这句古人常说的处世格言，流露出的是禅宗赞赏的人生态度。

拥有禅意的心灵，不是去盲目追求“禅定”，而是在纷扰世事的环绕下仍能保持宁静。淡泊的心境需要从浓艳欢场中求来，镇定的操守必须在尘缘中历练。真正的身心自在是随性而动，不执念于外物，却也不故意摒绝外界侵扰。如果尚有浮云富贵的企盼，不妨随性饮酒赋诗，潇洒快活，只要活得尽兴就不必故意摆出一付众人皆醉唯己独醒的样子。纠缠还是摆脱世俗生活的羁绊，完全取决一心之念，心里了然澄明，即使身处糟糠屠场，也是如在净土。否则纵是嗜好琴鹤花竹的雅事，也如魔障未除。这就是佛家所谓“不为法缠，不为空缠”（《菜根谭·闲适》）的意境。你看，明代文人描述生活状态和劝诫修养的词语，带有多么浓厚的禅意。

禅宗的生活态度同样深深渗透进明清书画的风格演变之中，明清画家认为，书法绘画虽是雅事，如果一味做出贪婪痴迷的作态，就变成了商人市侩的追求。只有做到自心无染无执，俗境才如仙都，心里但凡有一丝牵挂，乐境便转成悲地。正所谓“人生祸区福境，皆念想造成”“念头稍异，境界顿殊”。（《菜根谭·概论》）

禅宗破解的是“心”对“物”的恋眷执迷，“心”不黏连在“物”上，方可灵动不羁，并不是真的对外界变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钱锺书先生曾提及禅宗对中国美学意识的塑造，特别是对诗词写作风格的熏染。禅宗讲“空”，但诗不可“空言”。所谓“得意忘言”中的“意”还是有对象可观，描摹“镜中花”“水中月”这些意象的前提是有镜有水，才反衬出“花”与“月”。如果“镜”“水”不存，就无所谓“花”和“月”，如果真如禅家所云彻底断绝文字，那就无诗可写了。所以“悟”还须有“力行”的一道程序要走，必先有“道”有“言”，才可能“无道”“无言”，缄默犹如画中的留白、音乐中的静止。（钱锺书：《谈艺录·妙悟与参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道家说“道”不可言，却仍在不断做出解释。禅家说不立文字，却仍不时借助文字迈向觉悟，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公案”文本。《老子》《庄子》《坛经》成为著名经典就是例子。中国的思想世界有形与无形相互交织，不断彼此渗透，这是禅宗与原始佛教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与文人习气相互契合的缘由之所在。

liugu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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